记得有一句话:“你在哪里,书房就在哪里。”常年在外工作,无固定居所,我的大部分书都随我“东奔西走”,用这句话来形容我与我的书房的关系甚为恰当。
20年前,我被分配到大山深处的一所学校当老师。开学前的一个周末,我用自行车驮了两纸箱书和铺盖去学校报到。学校依山而建,只有两排瓦房,一排是教室,一排是宿舍、仓库和煤房。有4个老师,两个是学校附近的,不住校,周末就只剩下一位50多岁的陈老师和一个比我大几岁的杨老师。学校为我腾出一间仓库当宿舍,仓库里有两个纯松木的旧书架,几乎掉光了油漆,上面落满了灰尘,刚一搬动似乎就要散架。陈老师建议将书架搬到煤房,等冬天来了生火用。我觉得拿来生火有点可惜,这可都是难得的“宝贝”啊。若要重新购买新书架,得到60里外的集市上去,山高路远的,非常不方便。杨老师知我心意,笑着说:“那就把它俩留下,给你做伴儿吧!”他们很热心,不到半天工夫,仓库就腾出来了。他们顾不上歇息,又开始帮我搬砖支床,和泥裹炉子、镶烟筒,打扫顶棚上满是苍蝇尸体的蜘蛛网……我则用几个生锈的钉子和铁丝固定书架松动的木板,又找来一罐黄漆将书架刷了一遍。顿时,两个旧书架摇身一变,发出金色的光芒。他们一看,笑道:“这俩破架子经你一收拾,还真是个‘宝贝’呢!”
几天后,油漆干了,我将书架安置在床边,上面整齐地摆好我带来的书。宿舍不到20平米,办公、做饭、休息都在这里了。我喜欢这样的环境,遂将宿舍称之为书房,这也是我的第一个书房。学校里没有图书,更别说图书室了,这里就是我的图书室。尽管书不多,但学生们都很乐意到我的书房里来看书,一下课就蜂拥而至。后来,我只要去集市,都会买一些书回来。那时工资很低,只有400多元,入不敷出,无奈之下只能写信给我的同学,希望他们为山区的孩子捐书。一个月后,陆续收到了不少同学寄来的书,从五六本到几十本,从旧书到新书,一时间,两个书架早已经摆不下了,只能堆在地上。
杨老师见状,建议我将堆在地上的书分成几份,分别放在每个教室,设立图书角,也方便学生阅读。一个星期后,我们都发现图书角的好多书不翼而飞了。“书丢了,都怪我。”杨老师有些内疚地说,“我找了村里的木匠,让他做两个书架,估计两三天就能做好。”我安慰杨老师:“孩子们喜欢书是好事儿,就怕孩子们不爱读书呢!”
增添书架后,我的书房彻底成了名副其实的学校图书室。附近村庄的孩子们一有空闲,就跑到我的书房来看书。一天晚饭后,有个四年级的孩子来看书,怯生生地扒在我耳边悄悄地告诉我:“老师,您的书真多,我也想有个您这样的书房!”我拍了拍他的小肩膀说:“这就是你的书房啊,也是我们大家的书房!”那一刻,我看到他童真的脸上充满难以掩饰的喜悦和激动。那一刻,我决定,如果哪一天我离开这里,就将书房里所有的图书留下来。我知道,我的书房不再是我自己的,而是孩子们的,它承载着大山里孩子们的希望和梦想。
12年后,我离开了大山深处的学校,也离开了那个陪伴我度过了12年时光的书房。后来,随着工作的变动,在不同的地方,我都布置过不同的书房,环境变得越来越静谧舒适。然而,每当我一个人待在书房里时,静谧舒适的环境反而让我觉得心里空荡荡的,没处着落,总觉得缺少了点什么。尽管有书陪伴,也可以时常与书中的人物安静地“交流”,但心里却多了一份压抑和孤寂。
或许,我与书房就像两个人的相逢,与第一个书房擦肩而过,但却终身难忘;与现在的书房平淡如水,但却默默相依相守。我想,无论是哪一个书房,只要我们曾经拥有过,付出过,爱过,人生就是幸福的。
——原载《文艺报》2018年12月5日第八版
诗文作者:花盛,甘肃作协会员。作品散见《诗刊》《民族文学》《青年文学》《诗选刊》《星星》等,入选《中国年度诗歌》《中国年度散文诗》等多种选本。出版诗集《党家磨3号》《低处的春天》《那些云朵》、散文诗集《六个人的青藏》《缓慢老去的冬天》等。